王家卫的背叛

1968年，由中国文化大革命引发的全球共产主义运动高潮传播到了法国，革命老区法国人民纷纷走上街头，拿起武器、构筑街垒、学生工人市民大串联，希望重现巴黎公社的荣光，史称“五月风暴”。

而五月份正值一年一度戛纳电影节举办，在电影节现场，知名导演弗朗索瓦·特吕弗（又译为楚浮）跳上主席台大声疾呼：

“我们的人民正在受苦，而你们却大言不惭地坐在这里夸夸其谈！”

随后特吕弗发出呼吁：拿起你们的摄影机，走上街头，去拍摄人民，去拍摄革命，去拍摄历史！

他的呼吁获得了在场电影人的热切响应，戛纳电影节评委纷纷辞职，参展影片纷纷申请撤展……让·吕克·戈达尔、路易·马勒、罗曼·波兰斯基、阿伦·雷乃、米洛斯·福尔曼、克劳德·勒鲁什等等这些在电影史上赫赫有名的大宗师们，也都纷纷表达了对特吕弗的支持。

未到戛纳现场出席电影界的查理·卓别林、斯坦利·库布里克、罗伯托·罗塞里尼、奥森·威尔斯和路易斯·布努埃尔也联名发信，表达了对现场电影人们的支持。卓别林大师特别声明，如果有电影人因为抵制这次电影节而受到法国当局的迫害，那么他将永久收回自己被戛纳电影节收藏的电影底片拷贝。最终，这一届戛纳电影节被迫取消。

戈达尔对此评价说：虽然电影人放弃了奖项，但是我们赢得了历史！在其回忆录中，戈达尔骄傲地宣称：“我革过戛纳的‘命’！”

这就是电影这门艺术的一大道统：电影不仅仅是“主角光环”的故事，不仅仅是炫目的特效，不仅仅是俊男靓女的明星，更有社会的责任，时代的见证，艺术的荣耀，历史的光荣与其身。

特吕弗的呼吁包含了两层含义：第一，电影的社会责任之一就是要“向下看”“去看历史的背面”“看见不被看见之人”——记录普通人民的生活疾苦、记录那些通常不会“被看见”的内容；第二，电影是历史的见证者，我们国家发生了这样重大的历史事件，电影人有义务如实记录

所以这对应了王家卫拍摄《繁花》的两重背叛：第一，背叛了影视作品“向下看”的初衷，只用唯美的画面粉饰上流社会的纸醉金迷、灯红酒绿，从来不关注同一时代正在受苦的劳动人民。

第二，背叛了影视作品“如实记录历史”的初衷，把一代“先富起来”阶级的罪恶，用温情脉脉的艺术表达掩盖，把纸醉金迷变成了光影之美，把声色犬马变成了风度翩翩，把剥削和欺骗用道德与能力粉饰，最终为观众献上了一份雕花的臭狗屎。

毛尖老师有一段评论很多朋友都很熟悉：“影视剧就是全中国最封建的地方。按地位，财产分配颜值，按颜值分配道德和未来。上个世纪，左翼电影千辛万苦把清白的良心还给了底层，一百年不到，我们的影视剧又把心机和穷人，天真和富人进行了链接。穷人更容易败坏吗？也许，但一定是富人先堕落的。但我们的国产剧只讲半截故事，而且，最讲出身论——

——大钱胜小钱，有钱胜没钱，正出压庶出，正室压侧室，好不容易有个庶女当主人公，但此剧又名《庶女攻略》，意思更保守，讲的是庶女翻身成正妻的故事。伤痕文学时代的逻辑贯彻至今：什么意思呢，如果富人中有一个坏人，肯定不是最富的那个。官人中有坏的，也肯定不是最大的那个。而纨绔子弟，只要足够尊贵，都能改浪归正。真不知道这是网络时代的势利，装备越精良活得越久，版本越高越有活路，还是，我们这个时代的文艺已经想象力殆尽。”

现在大家知道“左翼电影千辛万苦把清白的良心还给了底层”讲的是什么历史进程了吧，开头的故事就是一个典型代表之一。

电影艺术，并不仅仅有好莱坞电影，相反商业电影更像亦步亦趋于艺术电影身后的晚辈。只不过近三十年来好莱坞文化横扫全球，我们成长的年代中所能接触到的都是非常成熟的好莱坞电影或好莱坞电影模式，所以我们默认电影就是这个样子的——这只是狭隘的、被扭曲的视角。

这种视角意味着好莱坞的成功，但某种程度上却是电影的失败。从达尔文的进化论来讲，物种多样性越丰富，生态环境就越成功。曾经电影界有欧洲电影、苏联电影、亚洲电影（也可细分为日本、中国、伊朗电影三大流派）百花齐放，现在是美国好莱坞模式一统江湖，毕竟能“挣钱嘛，不寒碜”。

但是王家卫不一样。我们把香港和台湾电影作为整体来看，李安、王晶、吴宇森明确都是好莱坞路线，深受商业化电影模式影响；杨德昌、王家卫、侯孝贤，则可以看做欧洲艺术电影流派，更准确的说是受欧洲艺术电影影响，能够自成一派，在电影史上有重要历史地位。

在欧洲权威电影杂志《视与听》的评选中，《花样年华》是百大经典电影第五，王家卫则是名列百大导演之中的华语导演第一，而入榜的另外两名华语导演就是杨德昌和侯孝贤。如果是美国权威媒体的评选，华语电影导演第一第二通常是李安和张艺谋，从这个榜单中也可以看出美国和欧洲电影不同的倾向性。

所以，这就是王家卫的背叛！背叛电影艺术的初衷！背叛了祖师爷们理想！《繁花》要是郭敬明之流拍的，我还不会那么生气。我气，是因为他是王家卫，他是审美的教员，他是光影的魔术师，他是镜头美学的探路者，他是缪斯送给华语电影的珍宝。

但是，卿本佳人，奈何做贼？

我之前说过很多，《繁花》中所展示的“先富起来的阶层”是有天然“原罪”的。简单说来，“先富起来”的人们可以分为以下几个阶段：第一，“官倒军倒”阶段；第二，侵吞国企、国有资源阶段；第三，对外贸易中吃血汗工厂、廉价劳动力的红利；第四，土地财政与房地产；第五，金融，尤其是买办金融（为华尔街打工）；第六，互联网新富阶级。

在这六个阶段中，也就互联网巨头的钱相对、稍微干净一些，这也是他们敢频频抛头露面发表“996福报论”“我不爱钱论”“奋斗才是人生底色论”等反动言论的底气。再之前的那些“先富们”，有几个有底气站到阳光底下的？

当然，这种“干净”也是相对的，互联网巨头的财富中，也包含着大量剥削成分、买办成分、垄断成分、金融欺骗成分。就以美团为例，往死里压榨外卖员，想尽一切办法欺压小商家，对消费者极尽所能割韭菜，堪称“一鱼三吃”的典范。

《繁花》把先富阶级的财富积累道德化、优美化、正义化、个人奋斗化、能力归因化、商战智慧化，是对真实历史的遮掩、罪恶与剥削的粉饰、人民记忆扭曲。

要不是因为他是王家卫，我还真不至于这么气。不然跪舔先富、对标“小时代”价值观的影视作品在当今时代可谓比比皆是，甚至是主流、是潮流，但是你王家卫拍出这种献媚的作品……

就好像武侠小说里一位大侠苦练数十年武功，终于成为了数一数二的绝世高手，结果自宫当太监去做皇帝的大内侍卫了。然后在皇帝和贵妃把酒言欢的宴席上，舞出了一套“九天玄女繁花剑”，获得了皇帝贵妃还有周围一众大小太监们的啧啧称奇。

文学、电影、新闻等载体，一个重要的意义就是要“向下看”“看见不可见之人”，因为这是一代又一代先贤硕哲们赋予这些作品的意义。

为什么呢？你当然也可以拍帝王将相、才子佳人、先富起来的人们，但是他们本身就是“能被看见”的，甚至被看见得过多了。他们本来就获得了财富（尤其是剥削所得），还要获得关注度和美化，还要获得因为财富而来的天然正确性。比如在网上，但凡批评一下如马云、王思聪之类的富人阶级，马上就会有孝子贤孙跳出来：人家一天挣的钱比你挣一辈子的都多，你凭什么说他们不对？这就是因财富获取的天然的“正义性”。

更进一步地，他们不但要敛财，还要“又当又立”要道德美化和荣誉感。比如“全国劳动模范，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优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本来是属于无产阶级的荣誉，现在都快成资本家标配了——许家印也是，王振华也是，宗庆后也是，柳传志也是。

可以看出，上位者们“既要又要”，劳动者们钱没有的，未来没有的，生活质量没有的，就连兢兢业业干活得来的“劳动模范”都要被抢了去。所以文学、艺术、新闻对于“不可见者”的关注，是非常重要的——上位者们已经获得的够多了——这也是它们之所以为此的“先验性定义”。

鲁迅先生说过，文学创作先要“向下看”再要“向上看”——向下看是要看见那些“不被看见的人们”，然后当你看到了这些人，发现了他们的喜怒哀乐，看到了他们的道德与荣耀，找到了他们值得被尊重被敬佩的地方，此时你就是在仰视他们了。这就是鲁迅先生著名的观点——“（对普通劳动人民）须仰视才得见”：

我这时突然感到一种异样的感觉，觉得他满身灰尘的后影，刹时高大了，而且愈走愈大，须仰视才见。而且他对于我，渐渐的又几乎变成一种威压，甚而至于要榨出皮袍下面藏着的“小”来。（《一件小事》，鲁迅）

比如鲁迅先生写《祝福》，把视角放在了“弃民”祥林嫂身上。作为一个“不可见者”，她的死丝毫没有破坏鲁镇新年幸福祥和的气氛——

我在蒙胧中，又隐约听到远处的爆竹声联绵不断，似乎合成一天音响的浓云，夹着团团飞舞的雪花，拥抱了全市镇。我在这繁响的拥抱中，也懒散而且舒适，从白天以至初夜的疑虑，全给祝福的空气一扫而空了，只觉得天地圣众歆享了牲醴和香烟，都醉醺醺的在空中蹒跚，豫备给鲁镇的人们以无限的幸福。

这就是差距：鲁迅先生把最悲悯最共情的视角给了祥林嫂；而王家卫这是那个举着摄像机拍鲁镇祝福大典的那个人，先把鲁四老爷用最美最绚烂的光影包裹起来，然后把镜头一个接一个对准赵世子、华光大神、李娘娘，再非常小心地“把镜头太高一寸”，生怕拍到了地上死去的祥林嫂，老爷们心善，可见不得这些。

我们即便不拿鲁迅先生出来比——王家卫也不配，单找一个风格很相近的作家张爱玲来看。王家卫总是被很多人称作电影版的“张爱玲”，因为他们的风格同样细腻、敏感、朦胧、还带有点略微的颓废与虚无。

但是，张爱玲就要比王家卫高几档，因为她早期作品如实记录了她所经历的上海滩上流社会的生活。张爱玲笔下的资本家、地主、官员、知识分子，大多都是腐朽、堕落、糜烂、迷茫、纠结、抑郁……体现了一个阴暗、死气沉沉、无药可救、注定要灭亡的上流社会。

当然，张爱玲也没有鲜明的阶级意识，否则就不会晚年接受CIA的雇佣写了那么多抹黑新中国土改的文章。张爱玲仅仅是出于小资产阶级的视角，只做到了四个字“如实记录”——如实记录上海滩上流社会的腐朽糜烂，她的作品就有了更高的价值。

反观《繁花》，压根谈不上“如实记录”而是“刻意粉饰”——把先富起来的阶层拍得高贵、优雅、道德、风度翩翩……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发根、发根儿子、小江西等普通人形象，则是自私自利、刻薄、狡诈、野蛮、不懂感恩、活该贫穷等等此类的表达，说《繁花》是一部恶毒的作品一点都没有错。

简而言之，对底层人民的忽视甚至污名化，对权贵和富人们的美化，就是一种反动和背叛。因为文学和艺术在最初由先贤们的塑造中，就已经包含了这样的内涵。

为了更深入批判《繁花》，我来讲一个历史的背面、那些“不可见之人”的故事，也是《繁花》背后血淋淋的故事。

中国的“断指、断肢”救治外科手术是世界第一，而这个第一背后则是血淋淋的野蛮生产、违规生产、血汗工厂发展史。我们来看两段当年的新闻报道，一篇是《中国新闻周刊》：

中国手外科的黄金期从 1985 年前后开始，一直持续到 2000年后。在这黄金15年中，无论是公立医院、民营医院，还是大城市医院、县城乃至乡级卫生院，都先后开设手外科。他做过不完全统计，1994年全国有180余家公立医院设立手外科，设立专科床位7040张，有 780余名专业医师，1120余名兼职医师。2000年前后，据不完全统计，中国断指再植病例已超过4万余例，成活率保持在 90%以上。程国良分析说，中国的手外科水平能居于世界前列，很重要的原因在于人口基数大，这造成了在工业化进程中，手外伤的病例数也比其他国家多，这在一定程度上锻炼了中国手外科医生的技艺并形成了一些具有特色、领先的技术。

“在这黄金 15 年中”背后是什么，新闻已经给了我们答案了。

另一篇是《中国改革报》的《“千人断指”当止》，同样反映了血汗工厂民工断指、断肢的问题，这是网友看到新闻后的一段评价，朴实的文字更有感染力：

2002年，我到浙江省余姚市打工，这里号称塑料王国，模具之乡，乡镇企业十分发达，但是，这些企业多是一些家庭式的手工作坊，工作环境差，劳动时间长，工作强度高，职业病频发，工伤事故时有发生。在当地的工厂里面，冲床很多，冲床是一种冲压式的压力机器，它运转起来，速度很快，压力很大，因此，操作冲床是一种高度危险的工作。由于种种原因，这里的断指事故很多。记得当地一家医院的医生说过，每年去他那里治疗断指事故的人很多，如果把这些断指收起来，每年都能装满一箩筐。乡镇企业繁荣的表象下面，是广大民工的血和泪呀！

之前不知道是个段子还是真事：就说我们军医大学去美国学习治疗枪伤，结果被网友质疑为什么要去美国。学校也很委屈说，在中国哪找那么多枪伤的案例呢。确实很好笑，也没毛病，但我没笑出来，因为我第一时间联想到的就是中国断肢手术世界第一。那么，代价是什么呢？

坚定的无产阶级战士、诗人、原国家统计局局长李成瑞同志看到报道《“千人断指”当止》后悲愤不已，创作了长诗《千人断指叹》：

诗中所说“区区两千元，老板不肯装”是非常真实非常血淋淋的现实——因为安全生产需要成本，这个成本高过对工人的赔偿金——装挡板要2000而一个手指只要赔几百块。就这几百块，还得看黄四郎的脸色呢，因为工人无处维权——“官员傍大款，出气一鼻腔”。

资本来到世间，从头到脚，每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马克思

所以大家看，《繁花》是一个怎样恶毒的东西。上面的断指新闻都是在2000年前后，90年代的血汗工厂更有过之而无不及。比如《繁花》中的一个情节：资本家拿到了一笔牛仔裤大订单，工人们集体欢呼。这是何等恶臭的剧情啊！你王家卫怎么敢怎么拍！

我就说一点，纺织工厂是断指现象的重灾区。我看到这个情节的时候，第一时间想起的就是那首《千人断指叹》。上文说了，2000年前后一个浙江地级市工人们的断指“每年都能装满一箩筐”，我就想把这一箩筐断指摆在王家卫前面，让他好好反思反思自己拍了一坨什么臭狗屎。

李成瑞同志生于1922年，15岁时就同父亲一起共同参加了八路军走上抗日前线，后来父亲李登魁在对日寇的作战中英勇牺牲。李成瑞老先生在耄耋之年感慨于社会现状，创作了《千人断指叹》《朱门内外》等一系列作品，被称作当代的“新三吏三别”。

再来看一看李成瑞老先生另一首知名作品——《朱门内外》。《繁花》把上流社会的生活描绘地温情脉脉、风度翩翩、优雅而温柔，另无数精神上的布尔乔亚颠倒神魂向往万千。但是同样是上流社会的生活，我们看看这首诗的视角是怎样的：

名店启朱门，门内鼓乐喧。

喜迎新豪富，大摆天龙宴。

老板率队接，谄笑堆满面。

顶级云仙茗，香溢屋宇间。

蜜果称极品，爽口开胃鲜，

餐具皆金器，闪闪耀人眼。

主菜满汉全，丰盛赛御膳。

山珍并海味，龙肝加凤胆。

特酿三帝酒，古今敢称冠。

更有妙龄女，袅娜舞翩跹。

侍者尽屏息，饮者狂呼喊。

新富新豪门，钱能通神仙！

谁云天子贵，我今盖皇天！

此餐三十万，区区等闲看。

老板送客回，员工门外站。

萧萧寒风里，瑟瑟布衣单。

日夜辛劳苦，月薪几百元。

富豪一桌菜，毕生血汗钱。

血汗薪已薄，又遭久拖欠。

今日求老板，幸勿再迁延。

家中将断炊，儿女上学难。

老母久卧床，呻吟徒辗转。

吁嗟乎！朱门内与外，相去如天渊！

今日复何日，翘首望明天！

这两首诗写得太好了，就是对王家卫的两重背叛啪啪打脸：让你看看你故意看不见的“下方”是什么样的；让你看看你故意粉饰的“上方”是什么样的。

我们看跟《繁花》相关的讨论，都是宝总吃了什么餐厅，宝总住了什么总统套房；而《小时代》上映之后，大家都在热议杨幂背的是爱马仕的那款包，郭采洁穿的是巴宝莉的定制高跟鞋——这不一模一样吗，说《繁花》是一部“好看的《小时代》”恰如其分。

比小布尔乔亚无病呻吟更恶心的是大布尔乔亚的无病呻吟，比大布尔乔亚更恶心的是替大布尔乔亚呻吟——王家卫看着身边的大布尔乔亚一个个日理万机过于忙碌，于是决定拍摄一部《繁花》，主动替大布尔乔亚“呻吟”一下。

这是对电影理想、对自身艺术成就、对真实历史最大的背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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