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之洞，一个学霸的正常路（完全篇9500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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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个段子
1、十六七岁的梁启超到广州拜见两广总督张之洞，递了拜见信。
拜见信写得很有才情，但落款署名让张之洞很上脑，竟然是“愚弟梁启超顿首”。于是张之洞派人将一上联，送给在大门外等着的梁启超。联文是：
披一品衣，抱九仙骨，狂生无礼称愚弟。
意思是，老子是朝廷一品大员，哪里来的毛头小子，山野村夫，竟然敢在老子面前称愚弟！
梁启超马上就对出了下联，请来人回送给张之洞：
行千里路，读万卷书，侠士有志傲王侯。
这下联不卑不亢，气度不凡，很有压倒上联之势。张之洞看后，马上出衙亲自迎接梁启超，大有相见恨晚之意。
另一次，梁启超路过湖北江夏时，听说张之洞恰好在江夏，便又去拜访他。张之洞又出了一个上联，让梁启超对下联。当然这次算是老朋友重逢，并不是张之洞难为梁启超，而算是朋友间的交流互动啦。
张之洞的上联是：
四水江第一，四时夏第二，先生居江夏，谁是第一，谁是第二？
大意是说，在古代江、河、淮、济四水中，长江排第一；在春、夏、秋、冬四季中，夏是排第二。接着用“先生居江夏”过渡，提出了“谁是第一，谁是第二？”这样十分难回答的问题。
梁启超略加思索后就对出了下联：
三教儒在先，三才人在后，小子本儒人，何敢在先，何敢在后？
三教指的是儒、佛、道；三才指的是天、地、人。梁启超说了句小子本儒人，然后以
“何敢在先，何敢在后？”巧对了“谁是第一，谁是第二？”既谦逊有礼，又气象宏远。
张之洞吟读再三，赞曰：
真乃天下奇才也！
被张之洞誉为天下奇才的梁启超，后来成为一代大师，在政治、社会、文化、教育等领域，都有广泛的影响力。具体可参见《你看看人家，这才叫大师》（点击可阅读）。
这里再说明一下，“梁启超见张之洞”的两个段子，真假不知。有可能真的发生过，也可能纯是瞎编的。至于谁瞎编的，那就不知道了。
2、张之洞读书时非常勤奋，几乎把所有能用的时间都用在读书上。读书读得忘我了，就通宵达旦不睡觉。
这使他养成了起居无时的习惯，当官后也是如此。比如有那么一段时间，他是吃完午饭后，下午两点睡觉，晚上十点起来工作。
在按程式化运作的官僚系统里，这当然是影响了他的工作的。属下按正常工作时间来给他汇报工作的时候，他可能正在呼呼大睡呢。为此他不少受议论，诟病，甚至有人告过他。
但事情总是两方面的。也正是由于这种勤奋，他后来的学问，办事能力，工作业绩对很多人是碾压式的。
所以吧，别人议论、诟病他的时候，还真底气不足。
3、张之洞喜欢猫，卧室中常有数十只，并经常亲自喂食。
猫有时候拉屎书上，他也亲自取手帕拭净，不以为秽。且向左右侍者说：
猫本无知，不可责怪；若人如此，则不可恕！
背景
张之洞，号香涛，1837年出生于贵州。
任两广总督、湖广总督、两江总督时，人称“张香帅”； 后入阁任军机大臣、体仁阁大学士时，人称“张相国”。
本公号前面用多篇文章写了晚清四大“中兴名臣”，即曾国藩、胡林翼、左宗棠、李鸿章。并形成了总结性的《中兴与终局（8500字）：四大名臣与晚清50年》（点击可阅读）。
这四大中兴名臣的组合标准，都是在剿灭太平天国、捻军时建立了卓越功勋，
凭军功崛起的。
但在更普遍的情况下，人们所说的“晚清四大名臣”，是指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张之洞，是用张之洞取代了胡林翼的。
相对于英年早逝的胡林翼，年龄更小、活得更长的张之洞，对晚清乃至近代中国政治、经济、文化的影响力自然更大更显著，位列“晚清四大名臣”也更说得过去。
张之洞曾拜胡林翼为师。胡林翼杰出的经济、军事才能和高风亮节的性格，深深地刻在了张之洞的脑子里，影响了他一生。张之洞后来的建树，与胡林翼的影响有很大关系。
张之洞与上面四人的不同之处在于，他凭几张试卷进入官僚系统后，做官办事，一路攀升，最后位极人臣，
他走的是传统读书人的正常路径。但那么多读书人，走传统路线能达到张之洞这个高度的，在晚清也
只有他了。
他15岁成为举人，26岁时获进士第三名，也就是“探花”，
标准的学霸。
这里要特别说明一点，张之洞获“探花”的试卷是由慈禧太后判定的。
对张之洞来说，这当然是非同寻常的知遇之恩，感激之情伴随了终生。所以当后来遇到那些军国大事时，
在感情上他是向着慈禧太后的。
起步
获探花后，张之洞先是留在京城，以做京官为主，先后负责过教育，执掌过舆论，主持过考试，属“清流”一族，并最终成为了清流领袖。
什么叫清流呢？就是发牢骚，提意见，提建议，耍嘴皮子，搞嘴炮的人。
1881年，44岁的张之洞外放山西任巡抚，成为了封疆大吏。这对他来说当然是一个巨大的转折，由清流变成了实权派，就要办实事了。
张之洞接手时的山西，是个超级烂摊子。
当时北方遭遇大旱，山西尤其厉害，被称为“丁戊奇荒”。
前任山西巡抚曾国荃在奏报丁戊奇荒时写道：赤地千有余里，饥民至五六百万之众，如此奇灾，古所未见……实为末见之惨凄，未闻之悲痛。
曾攻下天京、杀人如麻的曾国荃曾九帅竟然写得这样凄惨，可以想见问题的严重。
当然灾荒带来的问题只是一方面。
初任山西巡抚的张之洞，在给朋友的信里写道：山西官场乱极，见闻陋极，文案武案两等人才乏极，吏事民事兵事应急办之事多极……堂堂晋阳，一派阴惨败落景象，有如鬼国……
历史证明，曾是清流领袖的张之洞，不仅会发牢骚，搞嘴炮，更能办实事，办大事。曾师从胡林翼学习不是白学的，读的那些经世济民之书也不是白读的。
他显然是有想法，有套路的。
任山西巡抚后不久，张之洞在整顿官场、清洁吏治的同时，开始了一次部分以西欧为榜样的改革。
他采用了英国人李提摩太的诸多建议，开思路、办教育，搞实业，扶持晋商发展，使晋商更入佳境。可能是感恩于张之洞的扶持吧，后来张之洞到外地任职发展实业需要钱的时候，晋商总会不遗余力的支持。
这里插几句说说英国人李提摩太。
李提摩太不仅对张之洞有很大影响，他与当时的风云人物李鸿章、左宗棠、曾国荃、康有为、梁启超、孙中山等，均有交集，甚至是很密切的关系。
他在中国45年，译著包括《在华四十五年》、《七国新学备要》、《欧洲八大帝王传》、《天下五大洲各大国》、《百年一觉》等，对当时的社会变革、维新变法等产生过很大的影响。
慈禧太后赐他头品顶戴，二等双龙宝星，并诰封三代；年老回国后，英女王亲自授予他骑士勋章。
当真是个传奇人物。
回正题。
张之洞任山西巡抚虽然只三年，但他以新思路、大力度的改革，让山西的吏治焕然一新，经济迅速发展，对后来的山西影响深远。
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比如威名远振的九帅曾国荃，资历显然比张之洞更深，资源显然比张之洞更广，但他面对山西的局面时，除了哀叹外竟束手无策。
张之洞在山西的改革，在当时太显眼了，人们意识到，
一颗政治新星正冉冉升起。
重用
1883年，由于法国人在越南的殖民和进逼，广西、广东局势紧张。
应该是由于张之洞在山西的表现十分出色吧，朝廷急调他为两广总督，不仅管经济民政，而且开始管军事了。
有了在山西的经验，张之洞任两广总督后，还是先由整顿吏治，提拔人才入手。根据当时的局势，他尤其注重军事人才的提拔和任用。
他一方面邀请、启用湘军、淮军系的老将如彭玉麟等，稳住两广防线；另一方面又向朝廷举荐、提拔了刘永福、冯子材、唐景崧等将领。
张之洞这是做好了与法国人打的准备。
但在战与和的问题上，清廷内部发生了争执。
以李鸿章为首的主和派，出于保守、稳当的心理，将张之洞的主战建议斥为书生之见，主张以和谈解决问题。
李鸿章作为淮军创始人，身经百战，具有丰富的军事经验，同时又具有丰富的处理外交事务的经验。
李鸿章的意见和态度，对张之洞形成了极大压力。
但张之洞有着一个官场新秀的上进之心，坚持武力迎击法军。
作为官场新秀，张之洞此前除了写得一手好文章，和任山西巡抚的闪光点外，并没有军事和外交经验。面对李鸿章这个位高权重的前辈，他并没有硬抗的资本。
这时张之洞又显示出了高明的一面。在与李鸿章的争执中，他一方面避免伤及李鸿章的面子，使李鸿章有回旋、下台阶的余地；另一方面又坚持自己的立场，摆出理由据理力争……
中法战争爆发后，清军在老将冯子材的率领下，在镇南关和临洮大败法军，取得镇南关大捷。
这是晚清在对外战争中取得的唯一场胜利。
后来有人在评论中法战争时期李鸿章、张之洞的表现时说：
李鸿章年轻时也曾“丈夫只手把吴钩，意气高于百尺楼”，慷慨有担当。但当他功成名就、娇妻美妾、大权在握后，在拥有了巨大的社会声望和政治、经济、军事资源时，却选择了保守和稳当，或者叫“龟缩”，就是想延续一种公侯万代的生活啦。
这是李鸿章的局限与悲哀。他自称大清的“裱糊匠”，是无奈，却又何尝不是主动选择？
反观官场新秀张之洞，倒是表现出了担当、锐气和上进心。
当然，只有担当和勇气是不够的。事实再次证明，张之洞在识人、用人方面，确有过人之处。
曾国藩说，做大事者，以多得助手为第一要义。张之洞显然深得其道。中法战争期间，他启用、举荐、提拔的那些将领大多能独当一面，不辱使命。
张之洞也由此与刘永福等将领结下了深厚渊源。
其时，老一辈胡林翼、曾国藩、左宗棠已相继去世。朝廷为了制衡李鸿章的淮军和北洋势力，急需扶持一个真正有能力的新人出来。
张之洞赶上了点。按现在的说法，叫
赶上了风口。
中法战争期间，张之洞一方面对李鸿章表示充分的尊重，另一方面又敢于坚持自己的原则，敢于坚持按自己的方法办，当然是参透了其中的玄机：
如果他和李鸿章意见一致，朝廷会非常失望的。
中法战争结束后，1886年，张之洞在广州创办广雅书局和广雅书院，并不顾非议，坚持启用因弹劾李鸿章而获罪的梁鼎芬来主持。当时很多人看不懂，劝张之洞说，你这不是故意找茬吗？你这不是没事找打吗？
而作为官场新秀的张之洞敢这么玩，当然还是参透了玄机。
后来有人认为：
当年曾国藩与左宗棠不和，老是抬杠，是两人演的双簧。不如此，则朝廷不放心。这有可能。
但后来李鸿章与左宗棠不和，那应该是真掐了。并以盛宣怀灭胡雪岩为标志，宣告李鸿章掐赢了左宗棠。
至于张之洞与李鸿章的真实关系，事后来看，两人表面上吵吵闹闹，一直抬扛，但背后的实质性的联手、合作则更多。
同为汉人大臣，张之洞与李鸿章，显然比上一辈的曾国藩与左宗棠更为聪明，深谙局势与官场的关窍。
一句话，到了他俩这个层级，
二人的真实关系，当时的人，其实是很难看懂的。
后人，比如说我们，则可以根据相关文献和已经发生的事实，来进行推测。
改革教育，影响至今
张之洞在两广总督任上干了约6年。1889年，52岁的他调任湖广总督，自此开始经营大武汉，投身洋务运动，
达到了事业巅峰。
张之洞任湖广总督十几年，在改革、实业、练兵、教育、文化等各方面做出了庞大的事功。这篇既然说到了他爱才惜才，就单把他最不为人所知的、对教育的贡献先说一下。
在两广总督任上时，他已经在广州创办了广雅书局和广雅书院。
任湖广总督、署理两江总督期间，他创办和整顿了许多书院和学堂，如湖北的自强学堂、两湖书院、经心书院，农务学堂、工艺学堂、商务学堂等；南京的三江师范学堂、储才学堂、铁路学堂、陆军学堂、水师学堂等。
这里说一句，张之洞创办的自强学堂，是今武汉大学的前身；三江师范学堂，是今南京大学的前身。换个角度理解，当年的张之洞，
他一个人相当于创办了今天的两所985、211高校。
他的教育思想，为湖北培养了大批人才，使湖北形成了一个知识和价值观念不同于其他地方传统文人的新型知识分子群。
而且他对教育改革的贡献，并不限于湖北、江苏、广州，而是具有全国性意义。
著名学者威廉·艾尔斯评价说：在张之洞的一生中，中国教育的形态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对此，
他的努力具有决定性意义。
武汉
1889年时，张之洞上奏朝廷，建议修建自芦沟桥至汉口的芦汉铁路，以“贯通南北，通土货、厚民生，征兵，转饷”。
张之洞在奏折里特别强调，此铁路为“干路之枢纽，枝路之始基，中国大利之萃也。”
朝廷对他的建议特别重视，决定把芦汉铁路作为重要的战略项目来做，并计划南北分段修建，北段由直隶总督主持，南段由湖广总督主持。
为此，52岁的张之洞在这一年调任湖广总督。
上篇文章中，说了张之洞对湖北、江苏、广州教育的贡献。而他最为后世所推崇的贡献，是搞洋务运动，实业救国，训练新军。
张之洞主政湖北十余年，以武汉为中心，在引入晋商、徽商财团的同时，也大力与欧美财团合作，多方筹资，
招商引资。
他先后主持创办了汉阳钢铁厂、汉阳机器厂、钢轨厂、湖北枪炮厂、大冶铁矿、湖北织布局、缫丝局、纺纱局、制麻局、制革厂等，使湖北成为当时国内最大的工业省。
就拿汉阳钢铁厂来说，它是当时亚洲最大的钢铁联合企业。武汉以汉阳钢铁厂为核心，成为了全国的重工业基地，并超过天津、广州这两大老牌港口城市，成为仅次于上海的第二大港口城市，被时人誉为
东洋芝加哥。
要说张之洞创办的这些企业对后世的影响，就不得不提到一种传奇武器，叫做
汉阳造。
这种由汉阳兵工厂生产的步枪，原型为德国1888式委员会步枪。后来武昌新军正是用它，打响了辛亥革命第一枪。
这种步枪一共生产了50年。直到抗日战争时，仍是中国军队的主力枪械。
张之洞作为后起之秀，在实力和资源上比不过李鸿章，因此在洋务运动、实业救国方面，他做的规模不如李鸿章大，但效果超越了李鸿章。
他很快便誉满海内外。
一个人名声大了，各种段子和笑话自然也就会流传开来。有一个段子叫，
张香帅炼钢。
办汉阳钢铁厂时，张之洞给驻英公使薛福成发电报，让他洽谈采购英国的炼钢机炉。
英国厂主非常负责任，回复说：“你们想办钢厂，就要先把所用的铁、石、煤、焦寄来化验，化验之后，才知道可以炼什么钢，用什么样的炉。差之毫厘，谬以千里，不能急于求成。”
张之洞那时对科技还缺乏敬畏，大大咧咧地说：“以中国之大，何所不有？哪里需要先确定煤、铁再购机炉？英国用的什么样的，照着买回来就行。”
结果，炼钢机炉买回来后设在汉阳，铁用大冶的，煤用马鞍山的。马鞍山的煤不能炼焦，只好从德国买了几千吨焦炭先应急用着。后来改用江西萍乡的煤，也不行。
在耗资560万两白银后，还没有炼出合格的钢。
张之洞这时经虚心请教，才知道他所购的机炉采用的是酸性配置，国内适合的铁、石、煤、焦还真不好找。
没办法，他又向日本借款300万元，将原来的机炉改用碱性配置后，才终于炼出了优质马丁钢。
漩涡
张之洞在湖广总督任上兴办洋务，实业救国，经营大武汉，成效显著，一时誉满中外。
但与曾国藩、李鸿章过于注重实务、注重物质实力不同，探花出身的张之洞有一个显著特点，就是对教化、文化、言论、舆情这些东西十分关心，并一直投入极大的热情和精力关注。
当甲午战败，李鸿章失势被打发到南方做两广总督后，张之洞已俨然成为
读书人的代言人，当时的意见领袖。
正因如此，作为一个地方官员，张之洞在百日维新、东南互保、废除科举、清末新政、立宪改革等历史事件中，都发挥了重大影响力，属于主动入局者。就是本来可以不掺合的，却，
主动掺合进来了。
张之洞素以革新派、敢于改革著称，因此当以康有为、梁启超为代表的维新派开始起势的时候，张之洞积极支持，不仅在自己的地盘上以官府的名义支持，还自掏腰包进行赞助。
但随着康有为威望日盛，他的行为越来越乖张，许多主张也越来越惊世骇俗。如他竟主张将纪年方式改为“孔子纪年”。这太敏感了。满清政权一直对汉族读书人的一举一动非常敏感，汉族士大夫的身份也容易引起政治上的猜忌。
在张之洞看来，采用“孔子纪年”根本无实际意义，多此一举，等于是自己往人家的刀口上送。
张之洞感知到了危险的气息。
他开始动用自己遍布朝廷上下的信息源，来打探朝廷对维新变法的真实态度。
结果是令他沮丧的。
前台的光绪皇帝全力支持维新变法，喜欢康有为，却并不掌握实权；掌握实权的慈禧太后，对维新变法的态度一直不明，讨厌康有为这个人确实明摆着的。
来自朝廷的另一条信息是，搞维新变法可以，对此不必有顾虑；但革新的阻力太大，所以最好不要以洋人的概念、术语来谈论维新变法，以免授人以攻击的把柄。
得到此信息后，对革新一直满怀激情，性格却也一直谨慎的张之洞，“不觉废然长叹”，在回电文时，向给他提供信息的人吐露心声，发了一顿牢骚。这封电文保存了下来。张之洞作为一个封疆大吏的这段牢骚，
即使放到现在来看也是很深刻的。
如上所述，一方面，张之洞支持的康有为等维新派，行为越来越乖张，许多主张不但断然不能被朝廷所接受，也远远脱离了他的价值观。
另一方面，张之洞所得到的以慈禧太后为代表的保守派，对于维新变法的真实态度，更让他浑身冷汗。
张之洞陷入了漩涡之中。
切割
他必须要表明自己的态度，脱离漩涡。
他先是通过各种方式，对康有为、梁启超为代表的维新派提出警告和规劝。无效后，张之洞采取了一个很符合他身份、也很高明的办法。
他弄出了一部书，叫《劝学篇》。
书中固然有劝学的内容，如，“窃惟古来世运之明晦，人才之盛衰，其表在政，其里在学”，意思是只有教育和智慧才能使中国摆脱困境，做大做强。
但这绝不是一本劝小学生、中学生好好学习的心灵鸡汤，也不是劝成人终身学习的处世箴言。而是张之洞作为一名政治家，在感知到了危险的情况下，表明自己的思想态度，与以康有为、梁启超为代表的维新派进行切割的应对之作。
《劝学篇》的中心思想只有一个：革新时必须维护纲常名教。
《劝学篇》的出版，受到了以慈禧太后为首的保守派的赞扬。据说慈禧太后在听人讲解完《劝学篇》后，面有欣慰之色，说，我当年亲自点他当探花，看来是没看错人啊。
张之洞在慈禧太后这里，算是过关了。
后来根据朝廷的旨令，要求官吏人手一册《劝学篇》，再加上在读书人中的传阅，此书的发行量达到了100万册。这个数字即使放到现在，也算是
超级畅销书。
但另一方面，张之洞必然会受到维新派的唾骂。梁启超骂道：“《劝学篇》）不三十年将化为灰烬，为尘埃野马，其灰其尘，偶因风扬起，闻者犹将掩鼻而过之。 ”
意思是说张之洞你这《劝学篇》太阴太臭了，过不了些年，后人见到这书的一灰一尘，都会捂着鼻子绕道走。
一句话，通过《劝学篇》，张之洞向保守派靠拢，与维新派进行了一定程度的切割。
他从危险的漩涡中脱离出来。
1898年春，百日维新开始前一个多月，张之洞接到了朝廷的一条调令，让他离开武汉前往北京，说“有面询事件”。
按以往情况，如果张之洞进京，要么受到高度嘉奖，要么升职，要么二者兼有，应该是好事儿啊。
但谨慎的张之洞，左思量，右思量，又开始调用他在京城的信息源打探朝廷的真实意图，反正是找借口拖着不进京。
到了拖不下去、走到半路的时候，湖北沙市发生焚烧洋人房屋事件，张之洞中途折回。
有人说，张之洞的这次犹豫和进退，直接影响了后来的形势走向。
又有人说，张之洞学问大，格局大，但与行伍出身、后起之秀的袁世凯相比，少了些果决和明快。
太粘糊了。
慈禧太后发动“戊戌政变”前夕，维新派干将、湖南巡抚陈宝箴还奏请光绪帝速调张之洞入京“赞助新政”。
但此时已经来不及了。
“戊戌政变”开始后，慈禧太后手起刀落，“戊戌六君子”血洒菜市口。
六君子中的杨锐、刘光第，一个是张之洞的得意门生，一个是知交，都是由张之洞推荐，进入军机处，参与核心机密，帮助光绪帝维新变法的。
所以历史是复杂的，不是非黑即白。不在局中，很难知道其中的利害与苦衷。
大事
张之洞在“戊戌政变”之前，与维新派紧急切割，从而脱离了漩涡。至于其中的是非，只能任后人评说了。
随着张之洞影响力日增，至少他带头或作为骨干做的两件事，是可以载入史册的。
一是废除科举制。张之洞作为科举制的受益者，发出了倡导，并与同僚联署上奏朝廷，建议废除科举考试。从某个角度可以说，运行了千年的科举制，
是在张之洞这位探花出身的儒臣手里终结的。
影响更大的是“东南互保”。
1900年，义和团起，慈禧太后见民气可用，便同时向11国宣战。
完全出乎慈禧太后意料的是，她最能干的那些大臣，这时却不听她的了。
其中，发出最强音的，是被打发到岭南当两广总督的李鸿章，他直指朝廷的诏令是“此乱命也，粤不奉诏”。你们这是胡乱命令的，广东不听你们的。
原来，由张之洞和两江总督刘坤一牵头，联络李鸿章、闽浙总督许应骙、四川总督奎俊、山东巡抚袁世凯、铁路大臣盛宣怀等，撇开朝廷另行与列强谈判，另行达成协议。是为“东南互保”。也可以认为是，
东南集体抗命。
东南互保不仅使南方繁华地带免于战火，同时也使满清朝廷脸面扫地，
啪啪地打了朝廷耳瓜子。
义和团事件过去后，尤其在李鸿章、刘坤一两大重臣去世之后，张之洞同后起之秀的袁世凯一起，成为了地方势力派的代表。
南有张之洞，北有袁世凯。
他俩的言行和选择，对其他地方的官员，往往有着决定性的影响力。
1907年，张之洞调任清廷军机大臣，即所谓的入阁拜相，当宰相了。
离开武汉时，除了实业、教育、民生等各种业绩外，张之洞还给武汉留下了一支新军。
这可能是张之洞办得最重要的一件大事。
张之洞早早地就认为，若说洋务救国，当以练兵为第一要务。
他训练的这支新军，“入营之兵须识字”是很重要的标准。他同时在湖北新军各营分设讲堂、阅报室等鼓励官兵学习，睁眼看世界。
湖北新军还陆续兴办了武备高等学堂、武备学堂、测绘学堂等军事院校，培养出了大批军事人才。
在训练模式上，则是以德国军官为总教习，以西洋之法练兵。
多年的经营之下，湖北这支新军当然不同凡响。既不同于传统的清军，也不同于曾国藩的湘军，和李鸿章的淮军。
他们确实是具备了现代意识的一支新军。
张之洞调任军机大臣时，湖北新军达到了近2万人，是除袁世凯北洋军之外的第二大军事集团。
这就为后面的辛亥革命埋下了伏笔。
终篇
1908年10月，光绪帝、慈禧太后先后死去。
宣统帝溥仪继位。那时溥仪还是个几岁的小孩子，就由他的老爸载沣以摄政王监国。
载沣为首的皇族亲贵，尤其是青年亲贵们，眼光和格局竟然比不上光绪帝那一代、慈禧太后那一代，
一代不如一代。
他们只知一味的集中权力，并排斥汉官。张之洞老了，而且一直老成持重，这时更加人畜无害。于是，野心勃勃的袁世凯，便成了载沣这帮皇族亲贵们的眼中钉。
他们密谋杀袁。张之洞得知后，坚决反对，理由是“主少国疑，不可轻易诛戮大臣”。
这句话没毛病。
反正历史上的名臣，处于张之洞这样的位置，遇到这样的情况，大概都会这样说。
不知是不是张之洞的话起了一些作用，载沣们没杀袁世凯，而是把他一撸到底，打
发到河南安阳养病去了。
第二年，张之洞病重。载沣带着一帮小年轻走程序，例行公事到张之洞的病床前问政。张之洞倒也没说特别的，只在说起危机四伏的形势时，表示了强烈担忧，并请求摄政王一定要善待百姓。
摄政王载沣轻飘飘地说了五个字，把张之洞这位名臣击溃了：
不怕，有兵在。
1909年，又是一个10月，张之洞去世。
1911年，又是一个10月，张之洞训练的湖北新军，用汉阳兵工厂生产的汉阳造，打响了辛亥首义第一枪。
载沣说“有兵在”，这时却不知兵在哪里。不得已只好请袁世凯出山，用袁的北洋新军，打湖北新军。
且说两支新军在湖北境内打来打去，外紧内松，颇有默契，非局内人看不透其中的玄机。
北洋这边，以段祺瑞为首的北洋将士又公开通电，要求清廷下野。
清廷连惊带吓，实在熬不住了，溥仪帝退位，结束了统治。
张之洞当然是复杂的。
他是大才子，慈禧太后亲点的探花，大清的忠臣；但终其官场生涯，他都是一个改革者，洋务，实业，教育，练兵，甚至是废除科举制，都有他的巨大影响力在。由于他过于审慎的性格，他最终还是以大清忠臣的身份去世了。
作为对比的，是后起之秀的袁世凯。此人在屡考秀才不中后，愤而烧掉课本，投笔从戎。然后以果断、权谋和卓越的军功，在地位和影响力上迅速超越了张之洞。
但袁世凯最终是以大清的乱臣贼子，民国的窍国大盗，在一片骂声中去世的。
最后，以张之洞去世前创作的一首七言绝句来结束本文：
诚感人心心乃归，君臣末世自乖离。
岂知人感天方感，泪洒香山讽喻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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